附：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2017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 魏蓓蓓
在第四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恩格斯以古希腊人的氏族为典型，阐明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母权制转向父权制之后的氏族状态，阐述了其结构、习俗和各种生产、生活特征。他还分析了古希腊人氏族瓦解的原因，为接下来分析雅典国家的诞生打好基础。在考察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氏族制度后，恩格斯在第五章具体分析了雅典的氏族制度转变为国家政权的过程。下面我就从三方面来阐述雅典国家的产生。一，雅典国家产生的经济条件；二，奴隶主阶级的革命与奴隶制国家的产生；三，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性。
一、雅典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公元前9世纪以前雅典人依氏族部落居住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到了公元前8世纪，处于英雄时代的雅典，共有四个部落、十二个胞族。当时的制度仍然是英雄时代的制度，包含“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塞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雅典的土地已经被分割成私有财产。这与当时“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此外，还存在着一系列新的经济因素。谷物、葡萄酒和植物油生产，爱琴海的海上贸易，地产的买卖，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等也已出现。并对社会关系产生强大冲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雅典社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一，依血缘关系而居的氏族制度遭受破坏:原来雅典人的四个部落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单位划分而居的，现在由于地产的买卖，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业之间的分工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杂居起来了，也吸引了好多本民族“外来人”。第二、氏族成员发生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母系氏族社会的人们是共同劳动、财产公有和平等互助的，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并不存在任何内部对立。但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氏族成员间发生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出现了奴隶、奴隶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阶级。阶级分化必然引起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雅典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外来人”只要离开自己的部落便失去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受的氏族法权的保护，氏族制度无法解决外来人权益的问题，在英雄时代提修斯时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改革，主要内容有：第一，在雅典设立了中央管理机关，共同事务移交给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外来人拥有自己的权益，这就开始打破血缘关系而逐渐以地域标准划分公民权，为以后移居雅典的侨民取得公民权开辟了道路。第二，将全体雅典人一概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这些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地位上不同的阶级代替了完全平等和互助合作的氏族成员。同时，这些富有的贵族家庭已开始在氏族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则使贵族阶级担任公职的独占权神圣化。这时的阶级对立是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使之对立起来。提修斯改革应该说是雅典国家产生的起点。马克思曾经指出:“雅典人认为最初企图消灭氏族组织的是提修斯”，恩格斯则明确地指出提修斯改革是“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改革的结果出现了“刚刚萌芽的国家”。
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铁器工具的使用日益广泛，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的发展使得货币和高利贷成为压制人们的重要手段，迫使众多的农民丧失土地，为“六一农”，甚至陷入债奴的悲惨处境。日益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及其副产品（高利贷、土地租佃制和债务奴隶制），不仅“象腐蚀性的酸类一样”瓦解着氏族制度及农村公社，并且在氏族部落内部滋润着阶级的成长。“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 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氏族制度已临末日，它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毫无作为，于是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就起而代之。这个贵族奴隶主的年轻的国家，除了增设新的机关和各种官员之外，“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 雅典是一个面向海洋的航海业发达的国家，所以首先建立了一支海军。雅典建立军队“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二、奴隶主阶级的革命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雅典国家正在产生的过程中，还未突破氏族制度的外壳成长为真正的国家。氏族贵族的专权和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己成为阻碍国家成长的落后势力，于是历史赋予奴隶主阶级革命的使命是:扫除氏族贵族势力，摧毁氏族制度，促进国家的形成。在雅典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奴隶主阶级革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雅典国家只有通过奴隶主阶级革命才能最后形成。
恩格斯在这里所讲“所谓政治革命”就是奴隶主阶级革命。为什么这样说呢?恩格斯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保护一种新生的所有制以反对一种落后的所有制，这就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这种革命是由一个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来领导的，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某个阶级以革命的历史使命，便称之为某阶级革命。
梭伦改革是一次奴隶主阶级革命。梭伦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年轻时经过商，政治观点跟工商业奴隶主一致，主张实行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奴隶制经济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从梭伦改革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明梭伦改革是一次奴隶主阶级革命。在经济基础方面:梭伦颁布了解负令，取消一切债务，解放债奴，清除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废除土地租佃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由国家赎回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颁布“土地最大限度法”以防止土地无限兼并，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等等，这一系列变革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矛头都是针对氏族贵族，侵犯氏族贵族的所有制的。氏族贵族由氏族部落的酋长和首领演变而成，他们利用氏族部落赋予的权力，对同族人通过残酷的债务、土地租佃和债奴等等方式进行剥削，导致广大农民破产流离失所，使得社会动乱不宁，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奴隶制的发展。梭伦改革严重地打击了氏族贵族，摧毁了经济上的氏族制度，为工商业奴隶制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首先，梭伦将部落联盟议事会改为“四百人议事会”。原来的部落联盟议事会是由全体氏族部落的酋长和首领组成，完全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现在的“四百人议事会”虽然仍由各部落选出，仍由贵族分子操纵，但成员已不限于氏族部落的酋长和首领，成了从旧制度接受下来但经过改造的国家机关。其次，梭伦以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并规定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这是雅典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全新的因素，“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最后，梭伦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这点也给氏族贵族以严重打击，为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梭伦改革确定了雅典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方向:从奴役同族人转到奴役外族人，从债务奴隶制转到工商业奴隶制。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奴隶制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为奴隶制国家的彻底形成准备了条件，“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势力最后必定会战胜氏族贵族的势力。
梭伦改革大大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雅典国家基本形成了。但是，梭伦所领导的奴隶主革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梭伦以后，氏族贵族派和工商业奴隶主派仍在进行着紧张的斗争。“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 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是通过克利斯提尼改革完成的。“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他把全阿提卡划分为一百个自治区——德莫，实行自治，十个德莫构成自己的部落，与过去血缘部落不同，它是按照地区划分的。另外，克利斯提尼创立的“五百人议事会”则摆脱了氏族贵族的操纵。同时，克利斯提尼也清除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中的氏族贵族的影响。由于克利斯提尼改革清除了氏族贵族的残余势力，从而促使奴隶制国家的最后形成。
恩格斯从完全形成的雅典国家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就是军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国家形成后，雅典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 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用以对奴隶阶级实行专政以及保护和发展奴隶制的工具，因此，雅典国家建立后对促进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成了希腊世界奴隶制经济高度发达的城邦国家之一。
三、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性
恩格斯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了阶级和阶级矛盾，当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便在氏族制度的废虚上产生国家。国家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通过新兴阶级的革命斗争才形成的。同时，雅典国家的产生也说明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这是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雅典国家就是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
读《雅典国家的产生》有感
2017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 何振艳
一、写作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人类两个生产发展的结果。家庭的产生是家庭结构以及对家庭尊卑、性别、婚配的认识都处于一种自然、混沌状态。随着生产、思维、意识发展，才逐渐产生了等级、婚姻、利益等种种新的家庭观念。书中，恩格斯把家庭演化的历史形式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
另外，恩格斯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释评价了原始氏族制度，在原始氏族制度里，氏族全体成员共同劳动，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剩余产品的增加为物质前提，以劳动的个体化和经济活动的家庭化为决定性因素，以交换的发展为巨大推动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不可避免地取代原始公有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确立起来。
后来随着分工发展，人们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的职业集团，氏族制度已经无法容纳这些新事物了。人们根据社会分工和交换的需要，按地域聚居，产生了新的共同要求和利益；不同的职业集团，也各有自身的利益。这种变迁，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是从氏族向国家迈出的第一步。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肯定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在这里恩格斯明确的指出：人类长期经验的积累、人类的认识，对血缘家庭形成的重要作用。是对意识积极作用的肯定。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们归根到底决定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意识形态具有能动作用”。意识并不是物质世界的消极分泌物，被动地反映社会存在及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建设，为维护、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思想和文化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它甚至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 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 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 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二、雅典国家的产生
雅典国家诞生的历史对于探寻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典型的由自身生产的发展而发生革命进而形成的国家。氏族制度在雅典的过去（国家产生之前）是先进的，至少，它能够调和氏族内部的矛盾，维护氏族内部的生产成果，促进氏族社会的发展。
改变氏族制度的力量是生产的发展。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末期，人类学会了畜牧、种植和使用铁器工具进行耕作，生活资料有了较大的剩余，开始了商品的交换并发明的货币，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私有制与氏族社会的公有制是相矛盾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一部分率先积累了财富的人——也是最先拥有权力的人，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而走上了破坏氏族制度的道路，他们最积极地把自己变成了特权阶级（统治阶级）。而另一方面，交换的增加、新的分工、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迫切的需要改变氏族制度的管理模式，必须把由部落共同管理的大部分事务交由一个新的中央机构进行更加高效、更加有力的管理。
国家出现的初期，就出现了阶级和阶级统治的影子。在雅典，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合法地利用高利贷手段剥削其他阶级，而原来在氏族社会中属于公有财产的土地也变成了私人财产。大量的土地被钉上了抵押柱，迅速积聚到特权阶级手中。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梭伦发动了革命，他的革命推翻的应该是氏族社会的财产所有制，而他所维护的肯定是奴隶主阶级的财产所有制。从此，雅典彻底抛弃了氏族制度，国家也随之建立起来。
氏族制度末期向奴隶制度演进的过程，折射出阶级社会更替的一些共同特点：1.旧制度开始堕落，旧制度中的统治者开始大量积累财富，人民受到日益严重的剥削、压迫，出现类似的阶级对立。2.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增多，分工更加多样，出现新的利益团体、有了新的利益诉求，而旧制度无法代表新出现的利益，也无法调节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3.新的阶级总是因为掌握新的生产力，有了充分包容改造旧制度弊病的能力，而拥有巨大财富。4.旧的制度因为不能自我革新，不能及时处理新的发展情况而被淘汰；而新制度只能是在旧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三、由雅典国家产生得出的结论
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和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国家的起源是同阶级对立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社会分裂成为敌对阶级的情况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产生的，将来也必然随着阶级的灭亡而失去其存在的根据。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的起源充分表明，国家在本质上是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与社会管理的需要有着密切联系。分工出现之后，生产活动和产品的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权威组织来保证生产以及交换的顺利进行，同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并成为某些人的职业，使得这种权威组织不仅十分需要而且成为可能。
与原始氏族组织相比较，国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是按照地域而不是按血缘为标志来划分和组织居民；
第二，它设有特殊权力机关，即常任官吏、特殊的武装队伍，以及各种强制性的机关；
第三，它拥有征收赋税以维持自身存在的特征。
